这包括举报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权力受监督、权利受保护，通过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健康发展。

还有，你提到关于政法委对人民法院审判的干预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干预，也不是干扰法院的独立。因此，我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仍然有美好期待。

在这个空间里，法官必须凭自己的意志根据法律和事实独立地进行断案。解决他们的冲突，必须考虑法律给社会可能带来的持久、良性的发展和整体的法律效果。有很多学界人士认为这个制度破坏了司法独立，建议要取消这个制度，这种看法就是简单地照搬西方做法，不容易成功。现在对中国司法公正的呼声中，根据我们的考察，并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要求，也是中国国内底层社会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呼声，更是中国学术界和法律界的普遍呼声。在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时，法官面对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因而，法官在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时，法言法语也应该尽可能地转化为俗言俗语，家长理短。

这样才能呼应民意，得到民众对司法的认同和支持。任何抛开法律规定的裁判，再精彩也是短暂的美，虽然炫目一时，但经不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这反过来使企业更频繁地陷入财务困境，不得不要求更多救助。

若企业赢利，经理们将获得利润分成，日子就很好过。我认为这场争论缺乏客观性。对那些其民众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以及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抱有幼稚想法的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逐渐渗入沙皇俄国或二战后中国的社会结构。

虽然我研究的对象并非后社会主义地区，而是世界其他地方，但我将以社会主义的亲身经历来审视这个问题。我对此是赞同的，在这里也不想为原教旨主义传经布道。

一些人这样预言，说明他们不理解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但我坚信，预算约束软化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从预测转向实际经济政策问题之前，我们简要讨论一下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但是，在未实行民主或民主尚未扎根的国家，革命的危险更有威胁。

在民主已根深蒂固的美国、西欧及其他发达国家，担忧出现社会主义是没有必要的。无力还债的债务人可能被投进大牢。匈牙利能够输出一大批善于玩转规则的人才。我感觉公众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一场争论,即如何迅速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经过有机成长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自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随后，关于企业倒闭的立法为深陷财务泥潭的公司提供了一些保护。

一些人支持救助是对的，但他们只谈救助的必要性和益处，闭口不谈本文提到的有害后果。然而，财产关系和信用制度的历史发展逐渐带来一些重要变化。

有些人建议，凡是不能挺过危机的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就应该破产。后者的决策者能够认识到他们必须靠自己。但即使在我早期的研究中，我也警告尽管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已如此深入、普遍地侵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肌体，它也可能在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出现。作为备忘，这里列出近年来政府救助的时间表。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包含保险理论中的道德风险现象，但其内容更全面、丰富，描述了一种社会过程和复杂的经济机制。如果救助频繁发生，如果经理们开始指望获得救助，该综合征就会出现。

软预算约束并不仅限于救助某家深陷财务困境的公司这种特殊情形。在当前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人们多次表示一种强烈的担忧：国家干预正使社会主义不知不觉地渗入资本主义经济中。

这种不对称的变化弱化了企业追求效率的动机及其对变革的适应性，还鼓励了借贷、投资和企业扩张方面不负责任的决策。与较为平静、繁荣的时期相比，有时公众的不满会更强烈、更普遍，但只有那些自我蒙蔽的顽固革命分子才会相信人们的不满能颠覆资本主义的基础。

再用前面的举例，医生在向急性炎症患者介绍类固醇疗法时，有责任指出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其副作用趋于复杂，存在诸多危险。可以考虑若干治疗方案，医生有责任客观地报告每种方案的效果，指出其疗效及副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形态在经济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商业对政治的影响增强了。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原因，危机是由诸多复杂因素造成的。多数情况下，对银行的救助意味着无法偿债的企业间接地得以逃生。这不能消除软预算约束问题，但可减少其副作用的破坏性。

有些人给银行或公司带来严重损失，居然还名头闪亮，受到众人追捧，大把大把地挣钱，或找到其它美差，这些都是不应发生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得以夺取政治权力、掌握国家机器，随后依靠国家力量在社会强行推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对许多人而言，其基本立场预先决定了他们将倾听哪些反对意见，对哪些意见则置若罔闻。当然，软预算约束程度不至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那样严重，但近几个世纪以来预算软化的趋势是清晰可见的。

尽管我不是非常了解日益频繁的救助计划的细节，但这些计划都有一个通病：对责任人没有充分追究。在有真正威胁性风险的地区，经济决策者和商界应努力消除公众不满的根源，甚至不惜牺牲未来的效率和经济成就。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众所周知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大行其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成功的奖励得以延续甚至进一步强化，但对失败的惩罚减轻了。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始于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时光回到1968年，当时我的祖国匈牙利开始尝试将市场社会主义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政府敦促国有企业的头头脑脑们增加企业利润。

亏损和债务的严重后果迫使企业家们极其小心翼翼。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导致管理者不负责任、对风险漠不关心，容易出现过度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

管理者的物质利益、道德声誉与其公司的财务状况之间的紧密联系被弱化了。后来许多研究者将软预算约束理论用于分析各种经济状况，事实证明我们的眼光不能仅限于社会主义制度。

迄今为止，实证分析和预测并不能推出以下简单、规范的结论：停止救助，不惜任何代价硬化预算约束。基于对获救可能性的认识，公司决策者感觉的预算约束可能很软、一般软、很硬等等。